2005-11-14来源:江苏省国画院 |
黄鸿仪 (一)
我幼年天性爱好画画,绘画以其特有魅力使我对之痴迷,终生与其结下割舍不断的情缘,看画、赏画、评画、作画成为我生活不可缺少的日课,伴我走过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岁月。此间我从许多报刊画册、从许多画展中,浏览、欣赏过无数绘画作品,随着时光流逝,仅有一些佳构定格在我记忆里,如《血衣》(素描)、《开国大典》(油画)与山水画《待细把江山图画》(傅抱石作)、《红岩》(钱松喦作)⋯.这些令人难忘的作品往往能够把一个久违的年代从记忆中呼唤出来,让你在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中把一段尘封的历史复活。当我看到傅抱石的《黄河清》、钱松喦的《红岩》立即想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在南京的“新金陵画派”。那时我在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学艺,对这群画家的艺术活动与作品格外关注,并有幸聆听他们的教导,今日回忆那段往事与屐痕历历在目,恋旧之情油然而生。 由于对绘画流派(画派)的本质、特点、界定的理解与认识有许多差异与分歧,因而在界定“新金陵画派”时不免观点纷沓、见解各异。为了参与学术研讨,我不揣学识浅薄贸然写出本文,差错与不妥之处,敬请师友指正。 “画派”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特定某一历史时期某一个地区经济、文化、民族审美心理诸多因素的反映,故“画派”不能被异化成一种带着宗法族谱意味的家族体系,一子得道,九族升天,“在人类艺术史上不存在任何超越具体的时空规范并历久不衰的艺术流派。”(注1)因此,廓清“画派”定义、澄清对“画派”的混淆认识很有必要,在美术学研究范畴中,“画派”的界定与确立应该有严格的条件与依据,我认为:(1)画派有堪称开宗立派的优秀画家充当“班首”,带领一班有为的画家进行长期艺术探索活动,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艺术群体。(2)画派由一群具备共同民族意识、文化传统、美学渊源与相近的艺术理想、观念、主张、审美取向的画家组成,他们有着共同艺术宣言与创作理念及创作方法。(3)画派中画家以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精品力作体现着他们艺术宣言、艺术理想并在社会上产生深远影响力。(4)同处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一群画家长期相处交流艺术,相互切磋取长补短,逐渐形成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风貌而立于画坛。(5)画派由一群有着相同师承关系与艺术风格、表现形式、表现语言相近的画家组成。这些条件正是我界定、论叙“新金陵画派”的依据。 明末清初一群以龚贤为代表高扬民族气节、创造精神的山水画家汇聚金陵,从事绘画活动,他们以金陵山川为蓝本,抒写胸中丘壑,形成独特地方特色的艺术面貌,人们约定俗成称他们为“金陵画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京(古称金陵)又崛起了一个绘画流派,为区别三百年前的“金陵画派”,人们称之为“新金陵画派”。 “画派”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存在,其产生必然有孕育的时代、社会、文化等许多因素与背景。20世纪初中国弥漫着一股移运程式、相沿成习的颓风,使中国画失去勃勃生机。新中国诞生后,百业待兴,给中国画发展带来新的契机。然而受极左思潮侵染的美术界主要领导人却以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全盘否定中国画,使中国画遭受百般责难和冷落,地位一落千丈。针对如此现状,民主人士黄炎培呼吁政府关心中国画。1956年党中央制定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总理在杭州作了反对虚无主义的报告,后来撤换美术界领导人,有效地扭转民族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国画的僵局,为中国画发展吹来一阵春风。1956年6月周总理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政府将在京沪建立中国画院的决定。江苏省委根据江苏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历代书画大家辈出,解放后书画界非常繁荣,人才济济的状况,决定参照北京、上海筹建中国画院的办法在江苏建立画院。1957年2月“江苏省国画院筹委会”成立,从全省各地选调一批有艺术造诣的中国画家入院,全院画家以充沛的创作热情,赴工厂下农村,深入火热的生活,创作出一批讴歌时代、反映生活的力作,如傅抱石的《蝶恋花》、陈之佛的《樱花小鸟》、钱松喦的《芙蓉湖上》、亚明的《货郎图》、张文俊的《梅山水库》、宋文治的《京口新貌》、魏紫熙的《风雪无阻》等。这些作品由中央文化部选送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为中国画艺术赢得很高声誉。1959年江苏省国画院(筹)画家傅抱石与广东画家关山月为首都人民大会堂精心创作巨幛《江山如此多娇》堪称划时代杰作。画家们以丰硕创作成果迎来了1960年3月江苏省国画院正式成立的大喜日子。画院体制确立无疑对“新金陵画派”诞生起了催生的作用。江苏省国画院一贯提倡画家深入生活,反映时代。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组成以画院画家为主体的“江苏国画工作团”准备赴西北、西南、湘楚、岭南写生采风。1960年9月15日工作团一行十三人从南京出发,途经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华山、成都、乐山、峨眉山、重庆、三峡、武汉、长沙、韶山、广州,至12月满载而归。历时百日,行程二万三千里,沿途访问、参观、写生、创作、观摩,画家思想感情受到火热生活激励,仿佛年轻许多,不仅“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更是“壮气概”,他们立志突破传统绘画旧程式的藩篱。为了有力讴歌新时代、新生活,表达内心的激情,艺术上努力求“新”求“变”,提出“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的主张。老画家钱松喦从心里吟出“画囊喜满忘华发,粉本瀛寰放笔酣”的诗句,表达了画家由内心喷涌而出的一股创作激情和难以抑制的表现现实生活的欲望,于是他们呕心沥血地精心构思,多次观摩,反复修改,创作出一批充满新时代气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中国画作品,如傅抱石的《黄河清》、《枣园春色》,钱松喦的《禹王庙》、《三峡灯》,余彤甫的《高原牧歌》、《嘉陵江畔》,丁士青的《红岩图》、《黄河清》,张晋的《枣园之春》、《枣红柿熟高山绿》,亚明的《三峡夜航》、《华山》,宋文治的《华岳参天》、《峨嵋公社食堂》,魏紫熙的《峨嵋山中》、《渡口》等,这批“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既有鲜明时代气息,又有独特民族绘画特色的崭新画卷于1961年5月在首都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山河新貌写生作品展”展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与重视,受到各界人士赞扬与好评。郭沫若为画展题诗:“真中有画画中真,笔底风云倍如神。西北东南游历遍,山河新貌貌如新。”媒体评论指出画展作品“富有新的思想、新的风格。”“真正继承了优秀的民族传统,充分地反映了祖国的山河新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首都各大报刊都以较大版面刊登画展作品与评论。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大型画册《山河新貌画集》,使这批作品传播四方,享誉宇内。创作这些作品的画家群体及山河新貌画展的成功所体现鲜明的“地方风格”,人们约定俗成称之为“新金陵画派”。据本文上述关于界定“画派”的条件来确立“新金陵画派”,即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山水画大师傅抱石为“旗手”与“班头”,凝聚了一群画坛精英钱松喦、亚明、宋文治、魏紫熙、余彤甫、丁士青、张文俊、张晋⋯.以江苏省国画院为创作大本营,进行中国画推陈出新艰苦的艺术探索实践活动,他们高举革新中国画大旗,大力提倡反映时代、贴近生活的创作原则,强调深入现实生活,投身大自然以提炼创作素材。既重视表现新时代生活,也重视继承优秀绘画传统,力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路,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出如《江山如此多娇》、《待细把江山图画》、《红岩》等时代杰作和《山河新貌画展》等一批充满浓郁时代气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力作,成功地推动中国山水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回应了时代对中国画革故鼎新的呼唤,为中国画的繁荣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为此,“新金陵画派”的成就与功绩无疑是当代中国美术发展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二) 置身新世纪回眸20世纪中国画坛,人们决不会漠视与淡薄当年“新金陵画派”留下的艺术珍品和精神财富。这个画派的思想光辉与艺术魅力必能穿透时空囿限,依然文才璘、熠熠生辉。他们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多方面的,其中催生这个画派许多艺术精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与继承的命题。 “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艺术基本创作方法:作为一种文艺思潮与艺术流派,也是文艺家的一种思想认识与创作观念。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地观察、认识生活,真实、准确、细腻地描写表现生活,恩格斯为现实主义下的定义:现实主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明确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中心与灵魂是典型化的原则,由此现实主义与注重描写现实生活的个别现象、琐碎细节,可以表现事物的外在真实,忽视对生活现象分析、概括和社会现实本质表现的“自然主义”有着天壤之别。也不同于热衷以精密高超技术细致真实描写对象的“写实主义”。由于现实主义主张深入生活、贴近现实观察生活,用积极的态度去反映现实生活,去追求生活的真理,去追求艺术的真实性与创造性,以达到最大程度地表现现实并影响现实,所以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具有强大生命活力,能够帮助受众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鼓舞着民众去改造客观世界。可见现实主义者不但要把握现实、反映现实,最要紧的是提高现实。改造客观世界是人类没有止境的理想和追求,所以现实主义是不会过时的,它不会被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东西所替代,因为它的生命植根于生活,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能创造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注2)中华民族的现实主义文艺历史悠久、成就辉煌。文学方面有西汉司马迁《史记》、唐杜甫《三吏》、《三别》诗篇、明施耐庵《水浒传》、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美术方面如秦始皇陵为壮观的大型雕塑群兵马俑、南朝砖印壁画《竹林七贤》、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元黄公望《富舂山居图》⋯.都是现实主义艺术瑰宝。中华文艺宝库中无数现实主义艺术珍品蕴含巨大精神内涵与创造力,如蕴玉之山,宝藏丰富;似怀珠之海,渊深博大泽福后人。“新金陵画派”画家便是一群不辞劳苦地攀山下海的艺术探求者。 “新金陵画派”诞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翻天覆地大变革时代,画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是历史的必然。新中国诞生确立了共产党和领袖崇高威信,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立为文化艺术的经典与权威,要求文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以“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方向,并贯彻党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创作也受新中国初期“全盘苏化”的影响,一般尊奉苏联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圭臬,其准则是“(1)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必须历史地、具体地和准确地描写现实;(2)艺术手法必须以社会主义精神同改造意识形态和教育劳动者的任务结合起来。”(注3)1957年后为淡化苏联影响,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又提出“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任何时代的艺术家都无法超越其所处时代社会生活、政治、文化对其思想、行为的影响。“新金陵画派”画家都曾经历过旧社会的艰辛和新社会的阳光温暖;曾经历过50年代一次次政治运动的考验与磨练;曾经历过美术界主要领导人以虚无主义态度否定中国画时身受的歧视和冷落;也经历过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虚无主义者造成的中国画凋零局面和听到政府决定建立官方画院消息的兴奋和激动。更为自己被选调入新筹建的江苏省国画院而欣喜,也为画院画家没有一人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右派分子”而庆幸。为此,当省委指示组织以画院画家为主体的“江苏国画工作团”赴外省采风写生时,画家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信心百倍。他们扶老携幼意气风发登上征程,首站到郑州,再到洛阳游龙门石窟,参观三门峡工地;又进西安观赏碑林,拜谒延安革命圣地,登攀天险华山;越秦岭入成都,下乐山观大佛,上峨嵋看金顶,赴重庆访红岩,嘉陵怒涛、巫山云雨尽收眼底;出三峡,过武汉,游洞庭,进长沙,沐湘江风雨,瞻仰韶山领袖故居;最后抵广州。历时百日,行程二万三千里,沿途目睹现实生活许多史无前例的奇迹,到处是轰轰烈烈的建设场景,“因为你是画家,你有炽热的感情,遇到这种场面,非激动不可,非醉不可!”(注4)一股难以抑制讴歌现实生活的表现欲望和创作激情自心底喷涌而出,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前人没有表现过的奇迹和国画表现的禁区,使画家犯难。“由于时代变了,生活、感情跟着变了,通过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赋以新的生命,大胆地寻找新的形式技法,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歌颂与热爱。换句话,就是不能不要求‘变’,这种‘变’是气象万千,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的启发和教育。”“现实的教育,思想的变化。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注5)阐明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创作主体深入观察生活,真实表现生活的正确态度。画家受现实火热生活的激励,不仅“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更是“壮气概”,立志冲破传统绘画的旧程式、旧笔墨技法的藩篱,努力探寻表现新时代的新形式、新笔墨语言。例如在沸腾的三门峡水库工地他们看到雄伟拦河大坝堵住滔滔洪流,一碧如玉的黄河水,波平如镜,天光云影美极了!画家思如潮涌,想起古人曰“圣人出,黄河清”,这清澈的黄河水蕴含着苦难岁月多少代人的奢望,今日终于成了现实,而工地上穿梭般的汽车、推土机,一张张汗淋淋的脸孔、一双双粗黑的臂膀紧张地劳动着,他们就是真正的圣人。歌颂劳动人民创造黄河清人间奇迹正是值得画家浓墨重彩描绘的题材,可是一个“清”字却把画家难倒了,以陈套旧法画出之图会使人误认是“太湖”或“长江”,如何找到现实主义要求的典型环境、典型事物呢?钱松喦选取纪念“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远古治水英雄大禹的“禹王庙”为画眼,历经千年沧桑的禹王庙坐落在黄河边却不曾保佑着对神虔诚膜拜的百姓免遭滔滔浊浪的吞噬;只有人民当家做主的今日,千年作恶的黄龙才低头受缚。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描绘具有典型意义的禹王庙,使人们通过历史典故的联想而深化主题。傅抱石笔下的《黄河清》没有描绘高高的拦河大坝,画面是蜿蜒黄河河道上清碧如镜的河水,映照着两岸黄土高原的一派新绿,其立意不是停留在水清,而是着力表现昔日“害河”如今变为造福万民的“益河”自古未有之奇观上。近景是画家用阔笔重墨与雄强劲挺的线条画出高入云霄的电杆和四通八达的高压线,岸边一座座工棚和千万治水大军辛勤劳动的活跃场景,热情地歌颂这群使浊浪变清的“圣人”。作品以独特构思与独创性笔墨语言真实地表现时代的典型事物,是一幅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佳作。又如画家们旅程夜过三峡,亲睹川江夜航,点点闪亮的航标灯导引一艘艘船只平稳驶过昔日人称“鬼门关”的惊江危峡,船上旅客却平稳胜似游湖,这交通史上奇迹亦是绘画创作好题材。可是“灯光”属中国画笔墨表现之禁区,为了表现这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画家迎难而上,殚精竭虑探觅能表现灯光的笔墨技法,经过反复尝试,亚明的《三峡夜航》、钱松喦的《三峡灯》等作品里的航标灯都在新笔墨技法中“亮”出,真实地表现了现实生活的典型环境、典型事物。 源远流长的中国绘画自产生与发展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故有极丰富精深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理论:南齐谢赫的“六法论”提到“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东晋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唐张璪也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主张,韩幹曰“陛下厩马万匹,皆臣之师”,五代荆浩曰画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清龚贤曰“心穷万物之源,目尽山川之势⋯.”石涛名句“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等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新金陵画派”画家通过在大自然亲身体验,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有助于理解传统,从而正确地继承传统;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注6)例如被誉为“山水画推陈出新的样板”的《红岩》正是一幅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产生的时代杰作。作者钱松喦在重庆参观红岩纪念馆时追昔抚今,激情洋溢,命笔写生,当天如实整理出一幅画作并题诗:“风雨鏖群丑,红岩一帜红。艰难怀往日,今我曙光中。”总觉得未能抒发心中激情和“词不达意”。后经数年反复琢磨、思索、构想,他想到传统画论中的“迁想妙得”通过凝想形物,巧裁妙运,神遇迹化而酿成形神兼得艺术形象,于是他大刀阔斧选择取舍,删繁就简,精心营构,把泰山汉柏雄伟形象移用到红岩纪念馆边代替实景里的黄桷树,为突出“红”字画眼,把实景黄土坡染以朱砂变成富有象征崇高意义的红彤彤巨岩,托起映照全画的《红岩纪念馆》,并巧用白描勾勒法画出丛丛芭蕉,构成既有象征意义又有色彩强烈对比视觉美感的画卷,题诗:“风雨万方黑,红岩一帜红。仰钦奋彤笔,挥洒曙光中。”把历史与现实浑然契合,更加衬托出作品主题思想与加深作品感染魅力、审美联想。又如亚明笔下的《出院》是一幅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力作。当“工作团”来到延安,黄土高原雄浑博大气象使画家们非常激动,一次行车途中大家见到一位纯朴俊秀的农村妇女抱着小孩骑着毛驴赶路,这具有陕北风情的形象吸引了画家们视线,因车行路移眼前形象瞬间即逝没法速写。画家亚明默记这瞬间印象。尔后他们参观了公社卫生院,那具有俊美脸形的保育员和天真活泼的陕北娃引发了亚明创作灵感,当晚他运用“迁想”形象思维,构思出一幅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作品《出院》。初稿画面一位抱着初生婴儿的陕北少妇骑着毛驴准备回家,背景是公社卫生院窑洞。后来为了扩大画面联想空间,他巧妙取舍、剪裁,画面一位穿红衣的端庄美丽的陕北少妇怀抱婴儿骑着毛驴同来接她出院的公公婆婆准备渡河回家,真是一幅情景交融的陕北风情画。图中那位刚从卫生院出来的俊美端庄的少妇亲切地看着孩子细嫩的脸流露出初为母亲的喜悦;那包白头巾的慈祥老太太骑驴望着刚来到人世的小孙孙喜滋滋的眼神;憨厚朴实的老汉拿着赶驴木棍护卫着媳妇和小孙孙⋯.一户农家添丁幸福气象通过栩栩如生形象表现出来,这是现实主义作品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一切可以想象的东西,本质上都是记忆的东西。”(注7)《出院》使人联想到现实生活的幸福美满正是来源于画家对现实生活美好的回忆。“新金陵画派”画家由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催生许多优秀作品,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但他们留下的绘画作品和现实主义精神是一份永远值得后人继承、发扬的文化遗产。 (三) 在中西文化冲撞的今日,随着改革开放国策门户开启西方各种艺术思潮的涌入,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在不断否定、破坏、叛逆、解构中寻求原创的刺激”艺术思潮,曾在中国画坛“激起千重浪”,有人高呼“反传统”,有人大嘁“要与国际接轨”,也有人断言“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还有“废纸论”、“过时论”等等,有人提出“我们必须舍弃旧的理论体系和对艺术的僵化的认识”,于是对“新金陵画派”议论纷纷,如:“这个画派原来存在的价值就不是很大。”“‘新金陵画派’的重要性已经被弱化和削减了⋯.在当今再追寻它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总而言之“过时了”。从客观来看发生在20纪五六十年代南京地区的“新金陵画派”成员除张文俊外都先后作古,作为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特定文化现象的“画派”已经画上句号。但“新金陵画派”倡导的现实主义精神决不会过时,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当我们环视时下画界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一些人打着“创新”的大旗“不顾一切地一味表现丑陋、阴暗、极端化的个人隐私、官能刺激,不避鲜耻,甚而他虐自戮⋯.”(注8)大搞“行为艺术”、“食人”、“割肉”、“放血”⋯.事实上把“多元化”作他们“胡作非为”的方便之借口。也一些人举起“彻底反传统”旗号,以西方艺术标准来否定中国艺术成就,抹杀、诋毁前辈杰出画家的贡献,把继承优秀民族绘画传统视为“墨守成规”,把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者说成“僵化保守”⋯.这些现象很值得人们深思。素有文化大省美名的江苏,画坛一派繁荣景象:画家越来越多、画展越来越多、画集越出越多,形势大好。但远离生活、回避现实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体现时代精神、讴歌生活的力作却少了。雕技琢法、猎奇求异的画作越来越多;大众喜闻乐见、催人奋进的力作少了。小桥流水、精雕细刻的小品越来越多;黄钟大吕宏幅巨幛的力作少了。况且画界有一怪事,即谁胆子大,敢信口开河、敢说大话、敢骂权威、敢乱涂画⋯.不论是非真假,不管有理无理与是否科学都能哗众取宠,一举成名,久而久之悖理歪论也成了“真理”,不免令人困惑不解,深感正确理论导向的重要作用。文艺是时代现实生活的积极反映,故文艺创作的本质是以现实主义精神讴歌人性真善美,真善美也应是艺术与艺术家的灵魂。纵观20世纪中国画坛诞生的时代杰作,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周思聪的《人民与总理》、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钱松喦的《红岩》等,都是现实主义酿出的艺术瑰宝。凡是堪称时代的精品力作无一不是作者长期深入生活、观察、体验,把素材千锤百炼“采十练一”,以意造境,准确地、典型化表现生活的结晶。作品又寄托作者思想感情与审美理想,所以作品能帮助观赏者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面对现实、追求真理,鼓舞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故有无限的艺术感染力,长留人间,如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能穿透千年时空,至今依然扣人心弦。历史的存在表明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具有恒久魅力,不会过时。针对江苏画界存在的痼疾应在提倡主旋律多样化的原则下大声地呼唤现实主义精神“魂兮归来”。“新金陵画派”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正是我们重振真善美审美理想时最值得深入研究和认真继承的宝贵精神遗产。当前“五千年古国风鹏正举,九万里神州未艾方兴”,有更多的画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肩负“高举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进步号角”的重任,呕心沥血地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时代、讴歌生活,深信将会有更多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经典性的中国画精品出现在江苏画坛。 注释:1.摘自李伟铭《岭南画派论纲》,《中国画研究》第7期108页。2.摘自马·文图拉《对话与潜对话》395页,工人出版社出版。3.摘自《美学百科辞典》254页,黑龙江出版社出版。4.摘自傅抱石《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傅抱石美术文集》485页。5.同上。6.同上。7.亚里士多德句。摘自《中国画艺术赏析》135页。8.摘自《美术》2001年第9期52页。2005年11月14日于春天家园本文发表于《2005·中国百家金陵画展论文集》,2005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王洁 |